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近期改版。我们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经“光启”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本雅明在给他的少年好友赫伯特·贝尔莫尔的信中建议他欣赏 8 点 45 分到 9 点 15 分之间的落日。他说他最近意识到，“在日落之后（8 点 45 分到 9 点 15 分），大自然看起来有多么特别，最重要的是，多么完全不同。美丽而奇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观察过它，那就观察一下吧”。
那一年本雅明 19 岁。
在他不够长的一生中，本雅明挣扎于美好与美好的损毁之中。
我们选三篇他的书信，前两篇写于他刚到 20 岁时，第三篇是这本书信集收录的最后一篇。这时，他已经到达法国南部边境，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翻过比利牛斯山，到达西班牙，最后自杀于小镇波尔特沃。
谢谢您的来信。—它抵达了弗莱堡，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您所写的和我在这里所经历的，我总结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从二十几岁的生活经历中拯救自己？您也许不知道，您有多么正确——但总有一天我们会真正注意到，一些东西正在从我们身上被夺走（不是说我们拥有它们太久了，而是别人不会让我们再依靠它们）。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那些曾经遭受同样的痛苦并通过在冷淡和傲慢中避难而拯救自己的人。我们害怕的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而是可怕的结果：在经历生活之后，我们将变得麻木，并呈现出同样的懦弱姿态，直到永远。这些天我经常想起霍夫曼斯塔尔的诗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些诗句是否会完全成真，以及我们是否仅仅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其他那些同样“怪异地沉默和陌生”的人的影响，而必须选择这种存在。难道不是吗？我们怎样才能保持对自己的忠诚而又不变得无限傲慢和偏激呢？人们希望我们毫无怨言地融入社会，而我们却完全荒谬地生活在我们想要保持的孤独之中——我们无法对这一点作出解释。当我离开我熟悉的柏林朋友圈来到这里时，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察觉到了冷漠、不协调、紧张——现在，我第一次熟悉了孤独，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课题：通过花四天时间独自徒步穿越瑞士汝拉州（Jura）——完全独自一人带着我疲惫的身体。我仍然无法告诉您我在这种孤独中获得了怎样的宁静。但在我给您的第一封信中，当我如此热烈地称赞我那能从窗口眺望教堂广场的房间时，它除了表示这种宁静之外别无其他。我完全脱离了某个人，虽然他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因为在22岁的时候，他想像我们周围许多最有文化教养的年轻人一样成为一个40岁的人。同样绝对真实的是，现在，在20岁的时候，我没有丝毫保证我过的这种生活会取得成功：我忙于通过组织各个部门来支持《开端》，并与朋友分开了。我在弗莱堡旅居的头几周， 这些朋友收到的信件是无常、混乱，有时是意志消沉的。两天时间，我在弗莱堡很不开心。所以最近几周我一直非常平静地为《开端》工作。在下一期，您将读到我的《对格哈特·豪普特曼节日戏剧的思考》，在9月号还有一篇文章《经验》。我父亲几天前来看我，我很惊讶我是多么的矜持和友善。（当然，我父亲反对我的抱负。）我向您保证，没有丝毫的傲慢，情况就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最近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学生。我想：你现在在为他工作——而他对你有多么陌生，你的工作是多么不涉及个人的。与此同时，我又看了他一眼。他手里拿着书，有一张坦率和单纯的脸，只带有一点学童的忧郁。他让我想起了自己上学的日子：我在《开端》的工作不再显得抽象，不涉及个人。我真的相信，我们生平第二次开始对童年时代感到自在，而这是现在想要教我们忘记的。我们只需要生活在理性的孤独中，稍微不那么关心这个困难的现在和我们自己；我们将坚定地依靠年轻人，他们将为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时期发现或创造形式。我们仍然没有形式地生活在这个时期，没有相互支持——简而言之：孤独。然而，我确实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其他人中间非常自由和自信地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其他许多人并不比我们自己更加“怪异地沉默和陌生”。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们想调动孩子们的开放和真诚，他们以后也将会20岁。我希望您不要生气，如果这些可能只是我个人观点的话语没有触及任何对你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们过于笼统。但你肯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不允许我们对人们的任何热情从我们这里被夺走。即使，有一段时间，我们必须以一种不那么富有表现力和更加抽象的方式来保持这种温暖，它也会持续下去，并且肯定 会找到它的形式。学期结束了，我和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在这里待了几天，然后我和母亲9月初再一起去蒂罗尔——也许我们可以在过得去的天气里去威尼斯。告别弗莱堡——告别这个学期——对我来说毕竟很难，这是关于最近的其他任何一年，我不能轻易说出来的话。那儿有我的窗子，您听说过的那个，望着外面的白杨树和在玩耍的孩子们；在这扇窗前，你会感觉成熟稳重、经验丰富，即使你还没有完成任何事情，因此，它构成了一种危险，但对我来说，它仍然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如果我回到弗莱堡，我打算再次住在那里。那儿有海因勒先生，我相信我们一夜之间就成了朋友。昨天晚上我读了他这学期写的诗，在这里，我们之间相隔有一段距离，我发现它们几乎是越发美丽了。最后，那里的生活，随着学期末阳光明媚的天气的到来，也突然变得美丽并且像夏天似的。最后四个晚上，我们（海因勒和我）经常一起出去，时间超过午夜，大多是在树林中。我们在这学期的最后几天偶然认识的一个和我同龄的年轻人，也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告诉自己，他是能够补充我们俩的第三个人。他不是大学生，他在可以参加大学资格考试的两年前退了学；他在他父亲的编辑部工作，他父亲出版了弗莱堡的一份支持教皇权力的报纸。因此，这个学期以令人愉快的方式结束了——我比对于任何其 他事情都确信，虽然我没有完全明白：这个学期将在未来几年结出硕果，有点像我的巴黎之旅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那样。您可能听说了10月7日将在布雷斯劳举行的教育学学生大会。我最近获悉，我将在那里发表演讲；除了我之外，维也纳学校改革学术委员会主席〔齐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也将发表演讲。第三位发言者是一位曼（Mann）先生，他是反对派团体的成员。学生运动所代表的两个方向，一个从属于威内肯，另一个从属于斯特恩教授（我的表兄），将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交锋。在布雷斯劳， 我们还将首次了解我们的部队（我相信他们可以被称为部队），即我们更广泛的朋友圈的概况。在大会召开之前，还将出版三期《开端》；你可以期待它们，就我所熟悉的稿件而言。尽管很困难，但我现在必须回答你所写的关于新青春形式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直到我相信自己能够以相对清晰的方式表达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要说的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它或许是一种历史哲学，但您所写的肯定证明了它与我们最私密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想要的东西会从年轻人身上，从个人身上夺走任何东西吗？（我们会——这个问题更严重——给他任何东西吗？）但最重要的是：新的青春——我们想要的那种——会让个人不那么孤独吗？如果经过认真理解，我看不出我们如何能够给出否定的回答。实际上，我相信，在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中，我们不会遭受孤独的痛苦（它如果不是太阳，则肯定是一个神秘的月亮）；我们想消灭孤独，消除它。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断言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些看似相反的东西。因为，让我们环顾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尼采曾经说过：“我的作品应该是如此难解：我应该认为每个陷入困境的人都理解我。但陷入困境的人在哪里呢？”我相信我们可以问：今天孤独的人在哪里？只有理念和理念中的共同体 能引导他们到达那里，到达孤独。我相信只有一个人将理念（“哪 种”理念无关紧要）变成了自己的，他才会感到孤独；我相信这样的人一定是孤独的。我相信，只有在共同体中，实际上，只有在最热忱的信徒共同体中，一个人才能真正地感到孤独：在这种孤独中，他的“自我”反抗这个理念，以便达到它的意义。你知道里尔克的《耶利米》（Jeremia）吗？这个想法在里面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我不想把孤独称为理想的人与他周围的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这当然 也可能是一种孤独——（但我们在理想的共同体中失去了它）；相反，最深刻的孤独在于理想人物与理念的关系，这种理念摧毁了他的人性；而这种更深层的孤独，我们只能期待来自完美的共同体。但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孤独，今天既不存在这一种也不存在另一种孤独。我相信只有最伟大的人才能完全实现那“另一种”孤独。（当然，如果他们像神秘主义者一样，完全与先验者合一，他们就 已经失去了它，连同“自我”。）对于今天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人与人之间的孤独，条件尚未建立。这些条件是“理念的感知”和 “自我的感知”，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一个和另一个一样不为人知。我必须总结一下关于孤独我说过的话：通过我们作为个体，想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中解脱出来的意愿，我们将这种孤独传递给许多仍然不熟悉它的人。我们自己也熟悉了一种新的孤独感：一个非常小的共同体，在它的理念面前感到的孤独。（这听起来比实际上更加傲慢。因为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会存在两种孤独感，并且保持这种状态。）你的问题和你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是针对《开端》提出的最严肃的事情——而且不仅仅是针对《开端》的。甚至在这本杂志问世之前，我常常对它心存疑虑。我在这封信中第一次写到这一点，因此是以一种完全不完整和零碎的方式。有人用更抽象的术语表达了这种反对意见，并说（或者更确切地说，认为）：《开端》剥夺了年轻人显而易见的无拘无束的感觉，剥夺了对他们来说很自然的东西——简而言之，人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天真无邪的东西。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天真无邪的话。但是青春是超越善恶的，而这种对动物来说是允许的状况，总是导致一个人犯罪。这可能是今天的年轻人必 须克服的最大障碍：将他们评价为动物，即不悔改的无辜者，他们性本善。然而，对于人们来说，这种不自觉的年轻人（我们每天都 看到这种情况）会成长为一个懒散的成年男子。确实，年轻人必须 丧失纯真（动物性的纯真），才能变得有罪。知识，即一种使命的自我意识，总是罪恶的。它只能通过最积极、最热情和最盲目地履行职责来赎罪。我相信，以下的表达并不是太抽象：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罪的，至少所有的善恶知识都是有罪的——正如《圣经》所说——但是所有的行动都是无辜的：歌德的《西东合集》（Divan）中有几句诗，其深度我仍然无法捉摸：然而，无辜的人不会做好事，而有罪的人则必须这样做。请您原谅我用一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来回答您简单的问题。但也许这些想法对您来说就像对我一样简单明了。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纯真必须每天重新获得，并成为一种不同的纯真。正如孤独的形式总是屈服于彼此，互相救赎——为了变得更加深刻。动物的孤独（这是我尚未写过的第三种孤独：我称之为“生理的”。斯特林堡的人物受到它的折磨）被人类的社交所拯救；在社交中孤独的人建立了社会。只有少数人在共同体里还是孤独的？最后，我不得不和您谈及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我将用这个想法来回答您关于新一代年轻人拘泥形式的确定性和过于轻率的问题。我请您阅读《自由学校社区》（Freien Schulgemeinde）7 月号上的我的文章——我将附上它。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解释，道 德教育的可行性并不确定，因为为了善而行善的纯粹意志无法用教 育者所掌握的手段来理解。我很高兴收到您7月15日的来信，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您还亲切地记得这一天；另外，因为从您的信中所散发出的理解。不，我写一封信真的不容易。我和菲丽齐塔丝谈到我对自己手稿的完全不确定性。（相对而言，我对那些用于《拱廊计划》的草稿的担忧要少于对其他草稿的担忧。）但是，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比我手稿的情况更好。9月份降临到我头上的措施可能突然重演，但是这次有了完全不同的征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看到一些人，与其说是从资产阶级的生活下沉，不如说是突然从资产阶级的生活坠落；因此，每一个保证都给予我支持，不仅是有问题的外在的那种，而且还有不那么有问题的内在的那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着真正的感激之情拿起了“属于拥有它的人们的”文件。我可以想象，这个使我感到惊喜的信头能够持久地促进该文件可能产生的影响。好几个星期以来，对于第二天甚至下一个小时将会带来什么的完全不确定性支配着我的生活。我注定阅读每份报纸（现在它们都只限于一张纸）都像阅读一张送达给我的传票，并从每次广播中听出不幸的信使的声音。我试图到达马赛以便在那里向领事馆为我的情况辩护的努力是徒劳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国公民都不能获得位置变更的许可。因此，我仍然依赖于你们从外部 能做些什么。您答应我马赛领事馆会有消息这一事实使我特别充满希望。该领事馆的来信也许会使我得到去马赛的许可。（事实上，我无法下定决心与占领区的领事馆建立联系。在占领之前，我从这里寄到波尔多的一封信，得到了一个友好但空洞的答复：有关档案仍在巴黎。）我听说您与哈瓦那（Havanna）的谈判以及您在圣多明各（San Domingo）方面的努力。我坚信，您正在尝试一切可行的办法，或者像菲丽齐塔丝所说的，您正在尝试“比可行更多的办法”。我担心的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时间可能比我们设想的要有限得多。尽管两周前我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但新的信息使我决定，请求法维兹夫人通过卡尔·布克哈特的干预，如果可能的话，为我获得在瑞士临时居留的许可。我知道本来有很多理由反对这条出路；但是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支持它：时间。要是这条出路能实现该多好！——我已经写信给布克哈特寻求帮助。我希望到目前为止，我给您的印象是，即使在困难的时刻，我也能保持镇静。不要以为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但我不能无视局势的危险性质。我恐怕，那些已经能够从中逃脱出来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想到。经由日内瓦——这可能也将是我发送这封短信的方式——您会收到我的简历。我已经把我的文献目录纳入了简历，因为我在这里 缺乏更详细地组织它本身的所有资源。（它总共包含近四百五十件作品。）如果仍然需要严格意义上的文献目录，研究所资料手册中的可以供您使用；我目前无法提供一个更好的。给我极大安慰的是，您在纽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保持“能联系得上”，并保持真正意义上的密切注意。梅里尔·摩尔（Merril Moore）先生居住在波士顿的联邦大道（Commonwealth Avenue）384 号。《今日生活与文学》的编辑W. 布赖尔夫人曾多次 向他提及我，他可能对形势有所了解，也有帮助改变这种状况的意愿。我认为您和他取得联系可能是值得的。我很难过，菲丽齐塔丝的身体状况仍然如此不稳定。〔……〕请代我向她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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